国学大师梁启超

  梁启超(1873年2月23日-1929年1月19日),署名作梁??超,字卓如、宏猷、任甫,别号任公、饮冰室主人,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,人称梁新会,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的杰出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新法学家、书法家、词汇发明家及名誉国际的国学大师。
梁启超  梁启超在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,事败后出逃日本,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。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先后担任司法总长、币制局长等职务,之后对袁世凯称帝不满,与蔡锷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倒袁。还有对张勋复辟等进行严词抨击,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。他倡导新文化运动,支持五四运动。
  家族背景
  天祖梁流嵩,世族儒学,务农。
  高祖梁上悦,字光桓,号毅轩。1755年生,世族儒学,务农。
  曾祖梁炳昆,字饶裕,号寅斋。1782年生,世族儒学,务农。
  祖父梁维清(1815年—1892年),号镜泉,清末秀才。
  祖母黎氏(1817年—1873年),系广西提督、武探花黎大刚之女。
  父亲梁宝瑛(1849年—1916年),号莲涧,清末秀才,因屡试不第,在乡教书。
  母亲为赵氏(1852年—1887年),三江人。
  幼年
  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1月26日,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具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,祖父和父亲虽都曾参与乡政,但家庭贫困,甚至曾遗失梁氏的族谱。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,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祖父梁维清经常给他讲述“亡宋、亡明国难之事”,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。还让他熟读《史记》、《纲鉴易知录》等。其父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,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,常训之曰:“汝自视乃如常儿乎?”父慈而严,督课之外,使之劳作。宏猷则好读书,聪颖过人,被誉为“神童”,“八岁学为文,九岁能缀千言”。梁启超九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,师从秀才李兆镜,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。
  参与县试
  年(光绪八年初),梁启超 9 岁时到新会县衙参加县试,在考场中第一个交卷,主考官彭君榖知县取试卷一看,拍案叫好,经过复试、面试之后,传他到县衙单独接见,更为其打开麒麟门进入县衙。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,显得才华出众,因此取为第一名。县试之后四个月,梁启超到省城参加府试,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,成为案首。光绪十年(1884年10月),到省城参加院试,又中第一名,补博士弟子员,成为秀才。
  正式求学
  年(光绪十一年),12岁的梁启超补博士弟子后,先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,翌年到佛山陈梅坪那里学习训诂学。从此,对训诂学极为酷爱,逐渐对八股文产生厌弃。
  年(光绪十三年),14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最高的学府学海堂,家境清贫、刻苦攻读的梁启超“季课大考,四季皆第一”,因而获得奖学金。奖学金除用作日常花费外,剩余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书籍。在学海堂学习期间,他结识了麦孟华、曾刚甫等人,互相切磋学问。同时又到菊坡精舍、粤秀书院、粤华书院旁听学习,广纳众家之所学。
  乡试中举
  年8月(光绪十五年七月),16岁的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,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,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,试后,梁启超、谭镳分别中第八、第九名举人。李端棻非常欣赏梁的才华、见识及胆略。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,想将梁招赘入婿,未及开口,李端棻请王仁堪作媒,想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,并派人到新会将梁宝瑛接来广州,梁宝瑛爽快答应这门亲事。
  中举后,梁启超回到新会东甲乡祖祠拜谢祖先,庆祝一番。尔后,即到广州学海堂刻苦攻读,准备入京会试。
  会试落第
  年(光绪十六年春),由李端棻资助旅费,父亲陪同下入京,住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,参加考试。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,不中落第。
  梁启超回粤路经上海,购得《瀛寰志略》,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。八月,继续在学海堂研读,希望得到名师指点,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,介绍梁找陈千秋。梁从陈口中得知康有为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,要求陈尽快引荐。见面后,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。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,即拜康先生为师。
  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在梁启超、陈千秋的邀请下,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,梁、陈二人充任学长,成为学生首领。与此同时,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,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。更与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,结交朋友数百人。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,日后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。
  入赘完婚
  光绪十七年九月,梁启超收到李端棻的来信,催其速入京完婚。但因家境清贫,无钱娶亲,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,由女家张罗费用,免除男方的负担。梁乘船北上入京,婚礼由李端棻主办,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,包括有户部尚书翁同龢、散馆授编修徐致靖、翰林院编修文廷式、刑部主事杨深秀等人。婚后,梁日夜准备课业,力争金榜题名。翌年春,梁第二次参加会试,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,大谈变法,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。因此,未予录取。当年夏天,梁启超夫妇带着陪嫁丫鬟王桂荃回到了新会。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八,李氏生下长女令娴,取学名思顺,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。
  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
  梁启超将妻女安顿于家乡后,随即带着胞弟梁启勋到广州入读万木草堂,并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,作改革之理论准备。此时,梁更专心研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,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《格致汇编》期刊,努力思索救国良策,酝酿改革方法。光绪十八年除夕,梁致函张之洞之幕僚汪康年,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,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,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,形成铁路网,即可转弱为强。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。
  光绪二十年(1894年)慈禧太后六十寿辰,特设会试恩科。新年过后,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起程北上,与康有为会合。二月十二日乘火车抵京,将妻女送往李府,自己则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。梁在北京广交朋友,与夏曾佑、曾广钧、盛伯熙、张謇等京官互相联络,大力向翁同龢、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着作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,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,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,引起顽固守旧派官员弹劾康有为。梁得知此事,四处奔走,为其说情。由于梁启超与朋友多方活动,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趋缓和。甲午战争爆发后,十月初六,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,走难到妻子家乡贵州。一切安排妥当后,去桂林与康有为见面,师生两人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。
  公车上书
 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(1895年3月8日),梁启超与康有为乘船离开广州北上。三月廿一抵京,得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李鸿章赴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在北京应试的公车孝廉举人群情激愤。梁奉康之命,相继联合各省孝廉数百人分批发起上书,企图阻止签订和约。上书后朝廷不答复,举人们更加义愤填膺,兵部尚书孙毓汶更派人到各省会馆造谣恐吓举人,阻止上书。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、由梁启超修改的《上今上皇帝书》万言书,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举人,包括徐世昌、袁世凯等官员,纷纷在万言书签名。四月初十,以康、梁率领数百名举人,依汉代孝廉惯例,乘着公家车辆,首尾相连五里,开往都察院上书。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,局势有变,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,都察院以皇帝盖玺批准和约为由,拒绝接受上书。上书过后,康、梁即参加会试,结果,康因“带头闹事”从第八名降为二甲四十八名。梁启超写的文章文笔优美,议论酣畅,副主考李文田过目后大加赞赏,决定录取。但主考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“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”为由,故意弃而不取。虽然朝廷拒绝上书,但此事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,康梁二人亦开始成为全国性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。公车上书亦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。
  以上为通常说法,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这件事,大多是根据康有为所着的《公车上书记》一文为本,未经质证。但是,姜鸣、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档案材料,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。姜鸣认为,所谓康有为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作为“历史事件并不存在,顶多只能称作‘公车集会’或‘公车拟上书’而已。茅海建的观点是:“公车上书”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,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、京官组织的上书,其数量多达31件,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,且上书已达御前;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,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。学术界为此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,并且对“公车上书”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。
  维新救亡
 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七,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,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办《万国公报》,制造舆论宣传维新,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《万国公报》相同,以便推广。当时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,主张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政治、经济及教育。梁更兼任其中文秘书,受李之影响颇大。开报两个月后,发行量增三倍,影响巨大。后根据李建议,为与《万国公报》区别,改名为《中外纪闻》,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,以梁启超、汪大燮为主笔。该刊以编译外电西报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。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《强学会序》,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。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引起保守派的恐惧,保守派官员徐桐、褚成博、杨崇伊等以“私人堂会,将开处士横议之风”上奏光绪帝。光绪皇帝于十二月初六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,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,专欲“译刻各国书籍”。强学会等于被解散,《中外纪闻》被逼停刊。
  强学会解散后,梁启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报馆。不久,应汪与黄遵宪之邀携胞弟到上海,筹办《时务报》。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(1896年8月9日)报纸创刊,梁启超任总主编述,以宣传“变法图存”。同时在上海结识了马相伯、马建忠兄弟,与胞弟一起学习拉丁文。在马相伯那里,又结识大批如徐建寅、盛宣怀、严复等社会名流。同时与谭嗣同、吴嘉瑞等人联系密切。是年秋,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后,接回妻女及王桂荃,十月回新会探亲,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《知新报》。当时,出使外国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,梁答应后又坚辞不就,专任报事。十二月十六,梁被张之洞邀请到武昌,张更破例为其大开中门迎接,欲招其入幕,给银一千二百两,梁婉辞不就,决心通过报纸唤醒民众。撰写《变法通议》《西政丛书》等五十多篇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,均为当时闻所未闻的论断,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。
 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(1897年10月6日),梁启超发表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》一文,以孔子的“三世说”、严复的进化论及欧美诸国历史进程说明,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,必经“君主专制”“君主立宪”,最终变为“君民共立”之世,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,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。尔后,又发表了《知耻学会叙》,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种种无耻的行为。张之洞读后感到不满,大骂梁启超狂妄荒谬。即通过汪康年向梁施压,抑制其言论,删减其发表之文章。此后,黄遵宪与汪康年发生分歧,受到汪的排挤,被调职到湖南。黄认为梁是旷世奇才,邀请梁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。
  戊戌变法
 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(1897年11月),梁启超告别家人,与韩文举、叶觉迈、欧榘甲来到长沙,制订《时务学堂学约》,当时学生中有蔡锷、李炳寰等人。梁每日讲课四小时,夜则批改学生札记。当时,梁与谭嗣同又窃印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扬州十日记》等禁书数万册,加以案语,秘密散布,传播革命思想,令学生思想更趋激进,全湘哗然。因此,梁遭到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、叶德辉、宾凤阳等守旧派打击,令梁大病几死,回沪治病。
 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(1898年),梁启超乘招商局立邨轮返回上海。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,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。二月,梁在康广仁陪同下进京,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。三月廿二,保国会在北京成立,拟定《保国会章程》三十条,以“保国 ”“保种 ”“保教”为宗旨。保国,即“保国家之政权、土地”;保种,即“保人民种类之自立”,保教,即“保圣教之不失”。保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变法、外交、经济等方面,希望能够协助光绪帝治理国家,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。接着,保滇会、保浙会、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,入会者颇踊跃,变法的声浪日益走向高潮。守旧派官员洪嘉与、潘庆澜等相继出面攻击,指责其“揽权生事”、造成国家分裂、“形同叛逆”。此后,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,名存实亡。
  闰三月,梁启超联合举人百馀人,连署上书《请变通科举折》,请废八股取士之制。都察院、总理衙门均不代奏。当时,在京举人万馀人,皆于八股性命相依,对梁此举“嫉如不共戴天之仇”。四月初,梁启超得知光绪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,欲大力推行新政,觉得中国有了希望,深感皇上圣明。随即代徐致靖、杨深秀各起草一奏,“言当定国是,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,不可骑墙模棱”,请求光绪帝正式实施新政。四月廿三(6月11日),光绪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,表明改革决心,变法自此开始。
  变法开始五天后,光绪召见康有为,即请梁启超起草《请废八股折》,废八股改试策论,遭到守旧派官员刚毅及八股士子们反对,欲刺杀梁,梁“笑而不避”。五月十五(1898年7月3日),在翁同龢等人推荐下,光绪召见梁启超。按当时成例,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见,梁以一介布衣觐见皇帝,为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。召见时,因梁不会讲北京话,光绪帝亦听不懂他的新会口音。满腹经纶,如鲠在喉,情急之下将《变法通议》呈上,仅授赏六品(衔)顶戴,未得光绪帝重用,敕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。在变法步骤策略上,康有为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主张循序渐进方式进行。可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温和主义,认为中国“积弊疲玩”,主张以雷霆万钧之手段打破局面。变法急于求成,缺乏必要的计划与策略,造成一片混乱。
  七月十三日,康有为奏请开制度局于宫中,准备取代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,朝野上下极为恐慌,誓死反对,纷纷要求慈禧太后、光绪帝驳回康有为的提案。十六日,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游历日本诸国,以考察各国情况。礼部尚书怀塔布、许应骙不肯代送。光绪大怒,于十九日将怀塔布、许应骙、堃岫、徐会沣、溥颋、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六堂官革职,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,慈禧认为处分过重,反对光绪的做法。翌日,光绪擢升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为四品卿衔,在军机章京行走。七月廿八,光绪拟开懋勤殿代替军机处,准备召梁启超、李端棻等人共议新政。当天,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,遭到扣押。翌日,密诏康有为速筹营救之策。八月初一,光绪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,赏以郎候补,意图拉拢。翌日,在慈禧的要求下,光绪下密诏命康有为速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。翌日清晨,康有为接到密诏后,召集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商讨对策。谭嗣同提出以武装夺权方法,请袁世凯举兵勤王,诛杀荣禄,软禁慈禧。梁启超、康广仁都认为袁世凯为人狡狯信不过。但康有为、谭嗣同觉得别无他法,惟有兵行险着。晚上,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,希望袁世凯科斯以起兵勤王,但袁不合作,后来到天津向荣禄告密。八月初四(1898年9月19日)晨,康、梁等人得知消息后,梁启超欲请在京的李提摩太、伊藤博文出面拯救光绪帝,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,找伊藤亦未成功。当晚,黄绍箕劝康有为尽快出走。八月初五(9月20日)凌晨,康有为急忙坐火车到天津。八月初六(9月21日)下午,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,(百日)维新变法宣告失败。
  逃亡日本
  梁启超进入日本使馆后,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请求保护,林权助将消息报告伊藤博文,当时日本正在华寻找亲日势力,伊藤考虑维新派亲日的倾向,觉得梁启超是“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,使人佩服,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”,决定让梁逃亡日本。八月初十,林权助将梁化装成猎人交给领事郑永昌,到正阳门火车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车,抵津后,梁启超发现王修植在跟踪,急忙跳入帆船,经白河逃到塘沽,驶往日本军舰“大岛号”。王修植乘坐汽艇追赶,王修植同情梁启超,有意驶向日本商船,故意放走梁。翌日,王照亦被使馆送来“大岛号”,“大岛号”在塘沽停泊十余日后,直到奉命换防时才启航。
 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,梁启超抵达日本,初居东京牛込区高桥琢也的房子。因景仰吉田松阴及高杉晋作,化名吉田晋。梁为安全起见,只与大隈重信内阁官员犬养毅、平山周等人会面,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,归政皇上。大隈见当时大局已定,不答应其要求。九月十一,康有为在宫崎寅藏的帮助下来到神户。师生两人重逢后,梁从康口中获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,新会的家人亦受到知县陈伯谦暗中保护。尔后梁宝瑛携家眷避居澳门,妻女亦由麦孟华接至澳门。随后孙中山、陈少白想与康、梁见面,但康有为称不与革命党往还,借故不见。不久,梁在宫崎介绍下,到早稻田大学与孙、陈会谈。这是孙、梁初次相识,双方各抒己见,讨论合作事宜。十一月十一,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《清议报》。创刊后,陆续刊载《少年中国说》《戊戌政变记》《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》《戊戌六君子传》等文章,攻击专制朝廷,宣传反满,号召爱国救亡,鼓吹民权自由等。《清议报》行销海内外,梁启超声名大噪,声望与日俱增。
  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后,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过从甚密,商谈合作排满事宜,为适应联合行动需要,梁启超在镰仓江之岛金龟楼与梁启田、罗孝高共十三人组成“梁党”。又介绍章炳麟、唐才常等人与孙中山结识。又与麦孟华妹夫罗孝高前往神奈川县箱根环翠楼,学习日文,在此阅读大量日本书籍,认为中国青年树立独立、自由、自强的精神,必须从教育入手。因此疾呼“我国之人有志新学者,应努力学习日文”。光绪二十五年七月,梁启超在横滨华侨商人郑应儒等人支持下,在东京创立大同高等学校,并自任校长。学生大多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及上海南洋公学,讲授社会契约论关于自由平等、天赋人权及英、法革命与日文等课,又创立横滨同文学校,为中国培养人才。梁启超与孙中山为了合作两人多互通书信,如有对孙中山曰“捧读来示,欣悉一切。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,不免有之,若盈满则未有也。 至于办事宗旨,弟数年来,至今未尝稍变,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。若其方略,则随时变通。但可以救我国民者,则倾心助之,初无成心也。与君虽相见数次,究未能各倾肺腑。今约会晤,甚善甚善。惟弟现寓狭隘,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,不便畅谈。若枉驾,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。”
  是年秋,李蕙仙、梁令娴和王桂荃在梁宝瑛护送下来到日本,化名蕙仙子、吉田静子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安顿。并书信孙中山曰“前日承惠书,弟已入东京,昨日八点始复来滨。知足下又枉驾报馆,失迎为罪。又承今日畅馔,本当趋陪,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,三日前已应允之,不能不往。尊席只能恭辞,望见谅为盼。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,谈近日之事,望足下在寓少待,能并约杨衢云同谈尤妙”。梁启超在横滨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后,又与13位师兄弟给老师写信说:“国事败坏至此,非庶政公开,改造共和政体,不能挽救危局。今上(光绪)贤明,举国共悉,将来革命成功之日,倘民心爱戴,亦可举为总统。吾师春秋已高,大可息影林泉,自娱晚景,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,以报师恩。”劝康有为退休书。意为成立共和政体,推举光绪皇帝为总统。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,即派叶觉迈携钱到日本,勒令梁赶往夏威夷办理保皇会分会及筹集起兵勤王事宜,梁启超仍无勇气与老师决裂,只好听其安排,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资助下,十一月十七离开日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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