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身处绝境时的忏悔

 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曾被迫无奈地作过忏悔,承认自己用错了人。他用错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批人;不是一般的人,而是位高权重、掌握国家命脉的人。他用错的权位最高的三人,就是宰相李林甫、杨国忠,将领安禄山。三人中,宠信一人,于国于民都有大害,何况还宠信了三人!等到成了流亡之君,玄宗才“悔无所及”。
  应当说,“九五之尊”的皇帝极少有忏悔的;皇帝若忏悔,一定是处境不妙了,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  唐肃宗至德元载(756年)五月,安禄山叛变,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,身边的皇子、妃、公主、皇孙,杨国忠、陈玄礼等,及亲近宦官、宫人出延秋门,仓皇西逃。到了扶风郡,士兵们都不愿继续跟着唐玄宗逃难,甚至散布了一些不利于玄宗的流言。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皇帝的这支卫队已经失去控制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。恰好此时成都进贡的春綵10余万匹运到扶风。玄宗见到这批春綵,立即有了主意。他命人将春綵全部陈列于大厅,然后召将士们进来,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:
  朕近来年老糊涂,“托任失人”,导致安禄山叛乱,不得已要远避其锋。知道你们都是仓促跟随朕上路,来不及跟父母、妻儿告别,一路跋涉,极其劳苦,朕惭愧之至。西去四川的路险阻、漫长,所经郡县房屋狭小,而人马众多,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。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。朕独与儿孙、宦官前行入川,也完全可以走到。今天与你们诀别,你们可共分这些春綵,以作为路费。若是回到家中,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,请代朕致意。望各自珍重。
  史书记载,玄宗在讲这些话时,不禁“泣下沾襟”。
  将士们哪见过这种场面?他们不由得被打动了。他们都表示坚决地、始终跟着皇帝,决不敢有二心。
  玄宗的这席话,是生平难得的、较为深刻的一次忏悔。他讲到了“托任失人”。至于信用了哪些不该信用的人,他没有讲。他应当知道他最不该用的三个人就是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。
  会走“夫人路线”和“宦官路线”的李林甫
  唐玄宗在位44年,用过几名贤相,其中有姚崇、宋璟、张嘉贞、张说、李元纮、杜暹、韩休、张九龄等。这些宰相中,姚崇、宋璟尤为著名。但是,玄宗在晚年陶醉于歌舞升平,沉溺声色,怠于政事,为奸人所乘,重用了李林甫、杨国忠这样的不该信任的人。
  李林甫是什么人?他是唐朝皇族,唐高祖堂弟、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,父亲李思诲做过扬州府参军。此人“善音律”,有音乐天赋。因为少年得志,颇为得意。讲究穿着、排场,但不学无术:“林甫恃其早达,舆马被服颇极鲜华,自无学术,仅能秉笔。”他的舅父、楚国公姜皎为他活动司门郎中的官职。侍中源乾曜对李林甫评价极差,他说:“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,哥奴岂是郎官耶?”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名。他认为李林甫实在不行,向来品行坏,才能、声望又低。但是,李林甫靠了门第及舅父的关系,从千牛直长这个皇帝左右的侍卫小辟,一步步迅速攀升,直到宰相的高位。
  李林甫能登上宰相的高位,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9年,固然是靠了他的政治手腕,但他这样的人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口味,这是他长期受到宠幸的重要原因。
  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“口蜜腹剑”的典型人物,可唐玄宗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,李林甫善解人意,听话,不跟他唱反调,用起来顺手。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,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住长了,想回长安。宰相裴耀卿向玄宗进言: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,须等到冬天农闲方可返回。大臣们离开玄宗时,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,掉在后面。玄宗问他哪里不舒服,他回答说:我不是有病,而是有事要上奏皇上。洛阳、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、西宫,皇上要到那里去,何必要等待时机。如果说妨害农事,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。玄宗大悦,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。这事虽然发生在李林甫任宰相两年后,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工于心计,善于奉迎。《新唐书》说:“林甫特以便佞,故得大任”。“便佞”者,巧言善辩、阿谀奉迎也。
  李林甫很会走“夫人路线”和“宦官路线”,这使他对玄宗的奉承更有成效。他“深结宦官及妃嫔家,伺候上动静,无不知之,由是每奏对,称旨,上悦之”。李林甫每次上奏,玄宗都很满意,原来他通过宦官和妃嫔,把玄宗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。他见后宫最受玄宗宠爱的就是武惠妃,而且玄宗喜爱惠妃生的儿子寿王李清,超过了喜爱太子,就想走武惠妃的门路。于是通过宦官,传话给惠妃,说是愿意尽力保护寿王,实际上就是说,愿意帮助寿王取代太子。这一招果然很有效,惠妃便在暗中帮助李林甫,李很快被提拔为黄门侍郎,不久升任宰相。
  李林甫掌了大权,先将谏官的嘴巴封住。他对谏官们说:你们不要多言多语。你们不是见到了仪仗马吗?它的食料很精细,但只要一鸣叫,就要被淘汰,悔之何及!这样就将言路堵塞,使玄宗有眼不能视,有耳不能听,很快由糊涂而昏聩。
  在李林甫当政时代,能臣、直臣、良吏、廉吏在朝中无立足之地。而小人、奸人、贪官、酷吏得势、猖狂一时。公卿之进,不由李林甫之门而入者,李便捏造罪名将他们一个个除去。
  更可怕的是,李林甫从固宠保位的目的出发,向玄宗进言,从今以后,节度使要用寒族、“蕃人”;因为寒族没有后台,不会结党,“蕃人”打仗勇猛。实际是害怕有文化、有名望的大臣“出将入相”,影响和动摇他的地位。于是一批“蕃人”专任节度使,不受节制。这导致了安禄山的坐大和后来的安史之乱。
《资治通鉴》说:“上晚年自恃承平,以为天下无复可忧,遂深居禁中,专以声色自娱,悉委政事于林甫。林甫媚事左右,迎合上意,以固其宠;杜绝言路,掩蔽聪明,以成其奸;妒贤疾能,排抑胜己,以保其位;屡起大狱,诛逐贵臣,以张其势。自皇太子以下,畏之侧足。凡在相位十九年,养成天下之乱,而上不之寤也。”
  天宝三载(744年),玄宗对高力士说:“朕不出长安近十年,天下无事,朕欲高居无为,悉以政事委林甫,何如?”高力士答道:“天下大柄,不可假人;彼威势既成,谁敢复议之者!”玄宗不悦,高力士赶紧顿首请罪,说:“臣狂疾,发妄言,罪当死。”高力士提醒唐玄宗不要太相信李林甫,不要将权柄都交给他,并且要注意唐王朝潜伏的危机,可是玄宗根本就不想听。
  天宝十一载(752年)十一月,李林甫死了。唐玄宗才对他有点认识。次年二月,玄宗下令削去李林甫官爵;子孙有官衔的除名,流放边远地区;近亲属及党羽50余人贬官。不但如此,还“剖林甫棺,抉取含珠,褫金紫,更以小弊如庶人礼葬之。”
  靠“裙带关系”、会拍马的杨国忠
  唐玄宗用错的另一个宰相是杨国忠。他是杨贵妃的“从祖兄”。就是说,他的爷爷跟杨贵妃的爷爷是堂兄弟。此人不但是酒鬼,而且是赌徒。胸无点墨,行为不端,能言善辩,举动轻躁,为族人所不齿。
  杨国忠靠“裙带关系”当上宰相,这话自然是不错的,但不全面。他当宰相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:会拍马。《新唐书》说他“又便佞,专徇帝嗜欲,不顾天下成败”。《旧唐书》说:“上春秋高,意有所爱恶,国忠探知其情,动契所欲。”他通过“内线”杨贵妃,清楚地掌握了玄宗的心理变化、嗜欲与好恶,投其所好,故很快得到玄宗的宠信。
 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,就将选拔、任用官吏的那套制度、程序都打乱了。本来选辟要经过几个有关衙门和各有关官员,整个过程要从春天到夏天才能结束。杨国忠撇开各有关衙门,让他的手下人在他的私宅密定名单。然后找几名官员,名为讨论名单,实际是走过场,一天就结束了。很多不合格的人都被选上。
  杨国忠从担任御史到升任宰相,共兼40多个重要职务。他专管度支和吏部,负责财政和人事。他公务繁忙到这种地步,以至每件公文签一个字都忙不过来。他只得交给手下的人去办,于是手下的人便上下其手,导致贿赂公行。
  朝中大臣对杨国忠的德性看得清清楚楚,没有人看得起他。杨骤登高位,朝臣们“指目嗤之”。不知是唐玄宗没有听到朝臣们对杨国忠的议论,还是他充耳不闻,反正他就是要用杨国忠。国人皆曰可杀的人,玄宗偏认为可爱、可用。
  后来,杨国忠在马嵬驿被士兵杀死。
  善于贿赂、假装“痴直”的安禄山
  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是突厥的巫婆。安禄山身材高大、肥胖。此人“忮忍多智,善亿测人情”。就是说他妒忌、残忍,且多智谋,擅长揣度人的心理活动。早年因偷盗羊,节度使张守珪要处死他,安禄山说:你不是要用人吗?为何杀我?于是保住了性命。因打仗勇敢,升为平卢兵马使。
  安禄山靠贿赂一路升官。他重金收买朝廷派到河北的使者,每次使者回京城,都赞誉安禄山。安禄山还将一名亲信将领安插在京城,探听朝廷的动静。又不断地向京城运送奇禽、异兽、珍宝、牛羊等,贿赂朝廷重臣。玄宗左右的人,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如何如何好,这种话听多了,玄宗便相信安禄山是个人才。加上宰相李林甫因害怕儒臣以战功升任宰相,影响自己的地位,建议玄宗专用蕃将,安禄山便得到了重用。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,后来又先后兼范阳节度使、河东节度使。
  安禄山过度肥胖,自称肚子有300斤重。唐玄宗曾指着安禄山的腹部戏问: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?怎么这样大。安禄山答道:“更无馀物,正赤心耳!”一句话说得龙颜大悦。玄宗又让安禄山去见太子。安禄山故意不拜太子,左右催促他下拜,他说:我是胡人,不懂朝廷礼仪,不知太子是什么官。玄宗说:这就是“储君”,朕千秋万岁后,他代朕做你的皇帝。安禄山说:臣愚昧,原来只知有陛下一人,不知还有“储君”。玄宗觉得安禄山“痴直”得可爱,不知他其实是很狡黠的。
  天宝十三载(754年),唐玄宗对高力士说:“朕今老矣,朝事付之宰相,边事付之诸将,夫复何忧!”也就是说,要把朝政托付给杨国忠,把边疆的事情托付给安禄山等边将。高力士回答说:“边将拥兵太甚,陛下将何以制之!臣恐一旦祸发,不可复救,何得谓无忧也!”高力士说这话时,离安禄山反叛朝廷只有一年多。唐玄宗没把高力士的话当回事。
  天宝十四载二月,宰相韦见素对玄宗说,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,玄宗不信。过了几天,杨国忠、韦见素向玄宗献“坐消禄山之谋”的计策:将安禄山召回京城任宰相,另派贾循等三人分任范阳、平卢、河东节度使,以分安禄山之势。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。可是,等诏书起草好了,他又压着不发。派了一名宦官,以赏赐珍果为名,暗中去考察安禄山。这名宦官受了安禄山的大笔贿赂,回来后一个劲儿说安禄山的好话:“禄山竭忠奉国,无有二心”。玄宗信以为真。他自以为很高明,看人很准,对杨国忠等人说:“禄山,朕推心待之,必无异志。”
  人人都知道安禄山要反,只有唐玄宗认为安禄山不会反。谁要是说安禄山要反,他就下令把此人绑送安禄山,或者直接将其杀死。
  这时,唐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已经败坏,府兵逃亡殆尽,留下的都是军官。连皇帝的警卫部队招募的也都是“市井负贩、无赖子弟”,其他的部队可想而知。有人说,这时的唐王朝,“猛将精兵,皆聚于西北,中国无武备矣。”西部和北部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强将,而唐王朝的腹心地区实际上很空虚,一旦天下有事,无兵卒可派,只能临时招募。
  安禄山所以敢于反叛朝廷,正是因为他把唐王朝的病症看得很透。他看到了唐王朝强盛、富庶的表象掩盖着的种种危机:君权下移,奸佞擅权;朝纲紊乱,吏治败坏;府兵逃散,军不成军;军备废弛,中原空虚;边将坐大,枝强干弱;百姓困苦,上下离心。不过他不知道,他的谋反是不得人心的。
  安禄山占据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广大地区,厉兵秣马10年,终于在天宝十四载(755年)十一月,发兵15万,号称20万,反于范阳。几个月后,攻下洛阳,进逼长安。
  唐玄宗在位后期用错了宰相、将领,他必须喝下自己酿的这杯苦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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